晋江企业再造:从拼规模到重格局的觉醒

晋江企业再造:从拼规模到重格局的觉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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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江企业再造:从拼规模到重格局的觉醒

晋江企业再造:从拼规模到重格局的觉醒

大图:安踏投资建设的国家级运动科学实验室。小图:安踏旗下首款全球限量篮球鞋——— KT3 Rocco 引发排队抢购的场面。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
改革开放40年,“爱拼敢赢”的晋江人从一间间简陋的家庭作坊起步,打造出46家境内外上市公司,被誉为资本市场上异军突起的“晋江版块”,数度问鼎“中国资本市场第一县”。

大国改革任重道远,既需要顶层设计,更离不开基层实践。自从登上市场经济这个躲不开的擂台,晋江鞋企壮大、坚守、突围、倒下,一轮轮洗牌,一次次成长。这些活下来的晋江企业,眼界越来越宽,格局越来越大。“敢走夜路、善闯新路、变通出路”的晋江人,通过集群上路、品牌上市,闯出了一条依靠实体经济实现全面发展之路。

大小之变:上市不是终点

晋江真正意义上的运动鞋生产,是从1985年引进台湾运动鞋二手生产设备后开始的。

此前,晋江人主要生产投资少、门槛低的珠拖鞋、硫化鞋。真正带动当地鞋商集体起步的拳头产品,是市场需求巨大的“旅游鞋”。

晋江邦威体育用品发展公司创始人蔡金辇向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回忆,20世纪80年代中期,家家户户都用缝纫机做鞋。他用母亲积攒下来准备给自己买婚床的钱,拉回一台缝纫机做鞋用。父亲黑脸,母亲担心,但都挡不住蔡家三兄弟摆脱贫困的决心。他们搞来香港的鞋样,哥仨琢磨半天谁都看不懂,只好去泉州请制革厂的师傅指导。

“家里只有一台缝纫机,放在过道上。我们用铅笔画样、剪刀剪样,每天能做十几双旅游鞋。第二天早上,我骑着自行车去石狮的市场卖。”三兄弟创业之初,蔡金辇就分工负责营销。

晋江早期制鞋小作坊的生产能力普遍低下。彼时,正在自家客厅办起家庭作坊的361°创始人丁建通,也是“一天只能生产5双鞋,后来才变成10双”。

记忆中,每次新鞋卖掉后,蔡金辇都会用赚的钱去买鞋材做下一批。赶上材料紧缺时,他们就去石狮想方设法搞点走私货救急。

创业第一年,蔡家三兄弟赚了两万块钱。当过多年村治保主任的父亲,被眼前的钞票晃得有点不知所措,连数了两遍都数不清。

如今,蔡氏兄弟的企业已有3条生产线。2017年,企业销售额六七千万元,上缴利税100余万元。对于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对收入确切数字的追问,他和诸多受访的晋江鞋商一样含糊其辞,对与利润有关的数字表现出生意人特有的敏感。

自1999年跟随丈夫从江西上饶来晋江打工的钟少华,经过9年的打拼终于自立门户,成了一家鞋材店的老板娘。当初做鞋材销售生意,租不起临街的档口,她和丈夫只租了间存放布料的库房。后来,旺季货源紧张,夫妇俩干脆“前店后厂”一条龙:买回三台纬编机、雇佣3个工人,自己办起了家庭生产作坊。

如今,钟少华夫妇的公司拥有200多台机器,雇了200多名工人,年销售额早已过亿元。

快人快语的钟少华没聊几句,就聊到了企业招工难、美元汇率波动等当年她根本不可能关心的问题,完全不像她自嘲的“江西农民工”。

像蔡金辇、钟少华这样的创业故事,在晋江4800多家鞋企中随处可见。这些穷则思变的普通农民,为了告别贫穷洗脚离田,懵懂而兴奋地扎进鞋业大军。除了浑身上下使不完的力气,他们只有一把剪刀、一台缝纫机,甚至营业执照也要等到创业多年之后才去办理。

实践表明,这些敢为人先的创业者是幸运的。他们同晋江鞋业和这座城市一同成长,并写下了一连串从小作坊到大公司的传奇故事。

2005年11月,鞋企鸿星尔克在新加坡主板成功上市。从当年“联户集资”创业的民间小资本,到上市融资吸聚社会大资本,这是晋江鞋业的一大步。从此,这些以草根创业为主的晋江鞋企如过江之鲫,掀起了一轮向资本市场进军的风潮。

此后的2007年,安踏在香港上市,上市当天收盘市值达到187亿港币。

2008年,北京举办奥运会。当年,361°在香港上市,喜得龙在纳斯达克借壳上市。

……

上市,不仅可打通直接融资的渠道,带来充沛的资金,而且倒逼企业改善公司治理。这对家族色彩浓厚的晋江鞋企,无异于非同寻常的企业再造。

然而,上市成功并不是企业发展的终点。2017年,安踏体育市值为1048.32亿港元,稳居国内运动品牌第一。同年,晋江市人民法院发布公告称,因喜得龙公司管理人未能在延长的期限内提交重整计划草案,裁定终止喜得龙重整程序,宣告喜得龙破产。

8年之前,鞋企喜得龙在美国纳斯达克成功上市,成为中国首家登陆美国资本市场的运动消费类品牌,风光无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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